毛泽东党内领袖地位确立的重要事件：张闻天和博古从合作走向决裂：《互联网赌场社区赌场网站促销 》

作者：水新营来源：党史博采只为交流如有侵权告知删除张闻天（洛甫）和博古（秦邦宪）都曾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时，博古和张闻天均被确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

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中央“左”倾领导集体开始出现裂痕并日益分化。

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担负中央重要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和博古的分歧和矛盾逐步加深，直至两人的关系从较密切的合作走向公开的决裂。

这件事情在中共历史上的影响十分深远，包括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党内一度密切合作张闻天是江苏南汇（今属于上海）人；博古原名秦邦宪，是江苏无锡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洛甫和博古分别是张闻天和秦邦宪所起俄文名字部分音节的汉译。

其中，博古的名字比他的原名秦邦宪更常用，也更为人熟知。

张闻天比博古大7岁，当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个时期已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和作家时，秦邦宪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张闻天同博古相识很早，1925年暑期，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开展地下工作时，博古是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张闻天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作过讲演，博古听过他的演讲。

1925年10月，张闻天离开苏州前往苏联留学。

第二年年底，博古也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张闻天和博古交往比较密切。

当时，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后进入苏联著名的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博古则以能言善辩出名，他们都很受中山大学负责人米夫等人的赏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多次派别斗争中，中国留学生群体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张闻天同博古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

张闻天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后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负责编辑内部刊物。

不久，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他同王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显示了较出色的组织与鼓动才能。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当时还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得知消息后，立即到他住的客栈看望，共叙别离之情。

之后，张闻天先是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编辑，不久便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秋，由于白区斗争形势的日益险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到中央苏区。

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24岁的博古任临时中央总负责，张闻天负责宣传、鼓动等工作。

之后一个时期，张闻天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一起共事，虽然两人工作作风不大一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也有不同意见，但在大的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

对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博古一样，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两人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关系也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在上海和中央苏区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由于过于信奉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积极宣传和推行“左”的错误路线。

如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方面，认为当时革命已经出现高潮，推行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论；片面强调反苏战争的危险性，支持并宣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在经济政策上，在一个时期内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上，执行打倒一切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错误；在组织路线上，继续执行“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的政策等等。

针对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内部存在的争议，张闻天也曾把矛头指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2年10月6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问题时，张闻天积极附和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并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

后来，临时中央以加强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调毛泽东到后方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比较高，临时中央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而是从下面整起，先是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

张闻天积极参与了博古发起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客观上也起到了打击毛泽东的作用。

反“罗明路线”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也给中央苏区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

分歧争议暗流涌动到中央苏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张闻天逐渐觉察到“左”倾路线的危险性。

由于张闻天在实践中不断纠正过去“左”的思想认识，而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仍继续坚持“左”的那一套路线与思想，于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

张闻天和博古之间的分歧，较早表现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于领土完整”三个条件下可与一切武装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宣言发表后在国内外都引起广泛的影响。

张闻天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仅是针对下层士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而博古则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

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

对此，张闻天和博古先后在一些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分别阐述各自的意见。

而博古最终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正确意见，宣言发表后的一段时间，也没有与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在苏区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上，张闻天和博古之间也有不小的分歧。

1933年4月，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的第一二部分，文中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

他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

而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等文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提出应该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张闻天的思想无疑同博古的观点差别很大。

随后的6月，博古在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的第三部分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

随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还出现了更大的分歧，即如何对待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联合问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加紧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福建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在同第十九路军谈判和联合问题上，张闻天和博古的态度很不一致。

张闻天认为这正是对“抗日三条件”的实践，如果谈判成功不仅仅可以扩大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尽管红军和第十九路军一度签订了反蒋协议，然而在第十九路军联合部分反蒋人士发动“福建事变”后，在共产国际的意见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一改最初的赞许、积极的态度，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方针。

为此，张闻天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严肃批评了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做法。

不过，此时两人的分歧还没有公开显露。

不久，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高压之下内部发生分化，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很快解体，也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矛盾冲突日益彰显1934年1月初，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博古、张闻天排在第一、二位。

在1月下旬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左”倾中央领导人继续排挤毛泽东。

虽保留了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但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职务被张闻天取代。

张闻天主持中央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似乎也得到一定的重用。

但这个工作的变动，对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张闻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排挤”。

后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

一方面可以把我从党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苏区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博古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张闻天和博古的关系逐渐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前后。

广昌当时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1934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兵力，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

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态势，毛泽东、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

博古、李德则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进行“决战”。

他们调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4月10日起，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等部队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

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奋战，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导思想的根本错误，红军部队伤亡5000余人，最终不得不放弃广昌。

广昌战役失利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李德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但是，博古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给张闻天扣上右倾帽子，说张闻天的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面对博古的指责，当即予以批驳。

他指出：“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

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

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

”由于博古和张闻天发生激烈争论，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发表意见。

其实，与会大多数同志是赞成张闻天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大家也不便表态而已。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批评他们采取死打硬拼的方式，把好不容易创造的苏区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事后不久，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传达意见：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你们之间还是应该消除前嫌，很好地合作。

但是，此时的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人员抱成一团，对博古的这种提示也不予理睬。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博古、李德等人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仍然坚持全线防御，使得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这也使得博古和张闻天的分歧更加难以弥合。

与此同时，博古等人继续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在1934年夏成立最高“三人团”时，仍然把张闻天排除在外，并派他到外地进行没有多大意义的巡视。

这种情况也使张闻天和博古的关系更加疏远乃至尖锐对立。

终于走向公开决裂在博古和张闻天的矛盾日益加深，关系渐行渐远以至发生尖锐对立的同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信增强，亲密合作起来。

从1934年2月开始，张闻天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住所从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观音山迁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沙洲坝，住在与毛泽东相邻的院子里，办公也在一起。

随着他们在一起共事，相互了解增多，思想认识也越来越接近。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至云石山，两人都搬到山上的云石山古寺。

在云石山古寺，他们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

眼看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红色苏区，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感到十分抑郁与无比愤懑。

10月初，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在云石山古寺前的一棵黄槲树下聊天。

在谈心中，张闻天敞开心扉，把对博古等人的诸多不满统统向毛泽东倾吐。

通过这次坦诚交流，使他们之间的共识进一步增加，感情进一步亲近。

对张闻天来说，在广昌战役后已同博古发生严重冲突，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仓促长征，他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完全失去信心。

由于张闻天的性格比较孤僻和不善交际，同中央苏区领导人的交往都不多，对最高“三人团”更为不满，所以有意见就比较自然地和过去无大的成见又在中央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泽东交流。

而毛泽东也有意和他接近，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后来曾谈到：“张闻天在中央（指在中央苏区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只要能说服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

”张闻天虽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并且作为中革军委委员，还经常参加中革军委会议，但他毕竟长于理论，除对军事战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认识外，对具体的打仗问题并不熟悉。

因此在军事方面，他十分佩服毛泽东。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张闻天以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三人被编入军委第一纵队随军行动。

他们三人在行军途中，经常交流意见。

随着长征途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争论也越来越尖锐。

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进而萌发改组中共领导层的念头。

1934年1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上，已经作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西进贵州，占领黄平，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定。

对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张闻天坚定支持。

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会议还未能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因而他们一路上仍然顽固地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企图违抗黎平会议决议。

就是在之后的黄平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原来错误的主张。

这种情绪对执行中央决议不利，也引起部队思想混乱。

12月20日，张闻天和王稼祥因病被红军战士用担架抬至到黄平县旧州古镇的行军路上，他们到古镇东门外一个茂密的橘树林中休息时，忧心忡忡地议论着红军的前进方向。

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

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电话告知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

经几个人一传，一些将领也都知道了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且提议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根据议程，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

“反报告”是毛泽东、张闻天以及王稼祥三人共同讨论形成的共识。

张闻天在“反报告”中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

张闻天的发言与博古针锋相对，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之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共识。

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

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会后不久，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遵义会议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在中共领导层，形成了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格局，他们俩密切配合，迎来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到来